乾隆粉彩花鸟艺术风格与时代背景关系探究

江和先   江皓晨    景德镇市高级技工学校 

摘要：乾隆年间清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顶峰，陶瓷生产与制造也达到了空前繁荣。作为清代彩绘瓷中最为流行且最具代表性的品类，粉彩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乾隆粉彩也以其精致华丽成为清代粉彩瓷中最具影响力的存在，代表了明清御窑厂制瓷水准的巅峰。乾隆粉彩花鸟作为乾隆粉彩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品类，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仅受社会背景、经济情况、政治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帝王本人的审美要求也不可忽视。探究乾隆粉彩花鸟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现今粉彩陶瓷艺术家们把握当下时代特征，紧随时代脚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当代的优秀粉彩花鸟作品。

关键词：乾隆粉彩；粉彩花鸟；纹样装饰；时代背景

引言 

乾隆年间是我国陶瓷生产制造巅峰时期，乾隆陶瓷以粉彩最为繁复华丽、最具代表性。花鸟作为彩绘瓷常见装饰题材之一，在乾隆时期更是成为陶瓷装饰的主流并随着粉彩瓷的多样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乾隆粉彩花鸟在前代花鸟瓷画及花鸟国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西方绘画技巧和色彩表现手法，又因粉彩料本身的材料性质呈现出粉润可人的特点，整体风格或明丽华贵或清新雅致繁复华丽层次分明、浓而不俗设色明快，代表了乾隆时期御窑厂制瓷技术的巅峰水准。现今对乾隆粉彩花鸟的研究大多以其工艺美术及风格特色为切入点，诠释其外在的展现效果，在此背景下从艺术风格形成的角度探究御窑厂制瓷的辉煌及乾隆粉彩花鸟的独特风格呈现，立足于乾隆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综合实际对乾隆粉彩花鸟进行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不仅能够探知时代背景对于陶瓷艺术的影响，同时也能够为今日及未来粉彩瓷的发展轨迹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及预测[1]。

一 乾隆粉彩花鸟风格特色

乾隆主流粉彩一部分继承了雍正时期的疏朗明丽，如过枝花卉，整体风格仍旧较为清新淡雅；另一部分粉彩创新使用各色釉料上用极细的工具轧出缠枝忍冬或缠枝蔓草等延绵不断的纹饰，且多和开光一起使用作为开光图案的外部装饰，这一轧道开光工艺的出现，将粉彩推上了富丽繁缛的顶峰。此外，乾隆朝还有部分粉彩瓷器在内壁及底足内施绿彩，俗称“绿里绿底”。器物内侧被称为“里”，底足称为“底”，而外侧被称为“地”，不同的外侧主体施加的釉色不同被称为不同的“地”，常见的粉彩类型有白地、黄地及绿地，在绿色釉料上绘制的粉彩被称为绿地粉彩。但乾隆时期的粉彩花鸟仍旧主要采用白地粉彩技法。

由于粉彩为釉上彩，粉彩料在釉料层之上直接与空气接触，绘制过程中加入了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氧化铅、硅、砷化合物“玻璃白”作为图案基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绘制而成，其彩绘图案中存在重金属元素，不可作为餐具长期与食物接触，故而粉彩瓷的主要用途为美化观赏。观赏瓷的主要定位使得粉彩瓷主要以瓶、盘、尊的形式存在，存世的乾隆粉彩瓷多为中大型的瓶类及尊。与此同时，观赏瓷的定位可使粉彩在极大程度上抛却实用性，采用更为夸张的造型与更为精致的装饰而无需考虑使用清洗过程中的磨损与毁坏，形制上丰富多样，特别是用于陈设的各大器型，如转心瓶、转颈瓶、灯笼瓶、天球瓶、葫芦瓶等甚为流行。乾隆粉彩中，中大型瓶尊类多以山水人物为装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鹿头尊，更为小巧细致的花鸟则存在于形制更为精巧的盘及小型瓶之上。  

画面中的景物与主题形象相吻合，色彩丰富，构图饱满，极具装饰性。乾隆粉彩花鸟在色彩方面，以红、黄、蓝为主色调，其色彩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器物。乾隆粉彩花鸟在绘画技巧上采用的是中国画中的白描手法与西画中的写实技法相结合，在构图方面不拘泥于传统的构图形式，而是根据画面需要进行适当创新，如过枝技法，同一画面花跨越陶瓷器物的内外两个面，唯有内外结合相看才能在主观层面上窥探完整的装饰图案。此外，乾隆粉彩花鸟还吸收了西洋画中的透视法进行绘画创作，使得画面更为立体。乾隆时期的粉彩花鸟题材非常广泛，在花鸟题材的选择上遵循吉祥寓意，花卉植物主要有牡丹、莲花、桃、梅兰竹菊、松柏等，鸟兽则多为仙鹤、喜鹊、孔雀等带有吉祥寓意的鸟类，通常花卉植物可单独作为装饰图案存在而鸟兽则需与花卉植物组合使用，如牡丹孔雀，仙鹤青松。粉彩以其工艺特殊性使得粉彩花鸟能够呈现出层次分明的色泽，各式花卉植物与鸟兽的色调与质感都能被细致体现，这也是国画花鸟所无法做到的[2]。

总的来说，乾隆粉彩花鸟瓷的风格特色主要在于器型、技法、工艺以及题材。其创新性以及技法工艺之精湛是御窑厂无数顶级陶瓷匠人的心血结晶，是御窑厂黄金岁月的具体展现，充分体现了明清御窑厂的制瓷巅峰水平。

二  乾隆粉彩花鸟时代背景

雍正十三年，和硕宝亲王爱新觉罗·弘历即位，年号乾隆，与此同时跨越六十年的清代陶瓷鼎盛时代拉开了序幕。代表着中国明清制瓷最高水平的景德镇御窑厂作为皇室宫廷专用瓷提供机构，在清王朝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以及内务府、御窑厂工匠的人力、物力及创造力的支撑下，制作出了无数引世瞩目的极品御窑瓷，与数以万计的民间窑场一道将中国陶瓷的发展推上了巅峰。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于珐琅彩与五彩工艺，创烧于康熙晚期的粉彩瓷历经雍正十三年的蓄力式发展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五彩在彩绘瓷中的地位，一举成为宫廷彩绘瓷的顶流。因粉彩瓷主要为宫廷用瓷，数量稀少品质优越，工艺复杂且具备极高的审美性与艺术价值，至今收藏界仍有“一粉彩顶三青花”的说法，而乾隆粉彩又为清代粉彩最优。乾隆粉彩较之雍正粉彩在装饰工艺上渐趋繁缛，形制上更为丰富多样，且以观赏用瓷为主，各种中大型瓶类较为流行。而在乾隆粉彩中又以粉彩花鸟更为突出。

（一）社会、经济背景

正如秦汉威严，盛唐之风极尽奢华，两宋风格沉静内敛，装饰图案极尽艳丽繁缛的乾隆粉彩花鸟与乾隆盛世的繁荣难以分割。乾隆皇帝统治前期，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均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乾隆时期中国社会的繁荣可以说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封建王朝。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个人所需要缴纳的税负由具体的人头转移到具体地上，一定程度降低了广大农民群体的税收压力。劳动力的增加对小农经济而言是最直接的生产力，人头税的消失，降低了生育成本提高了生育下劳动力增加带来的效益，这使得农民群体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生育限制，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下人口的增长。乾隆六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总数达1.4341亿，至乾隆六十年，全国人口总数已增长至2.9696亿，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除了雍正皇帝在政策上打下的基础为乾隆提供了人口红利，乾隆皇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为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程度的推动力。清王朝历经康雍，社会已趋于安定少有战乱，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随着18世纪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广泛栽种，粮食产量得到大规模提升，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时，乾隆皇帝也注意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饥荒隐患，为构建稳定社会，政府大力倡导边疆开发，将中原地区集中增长的人口向边疆辐散，使得耕地面积也得到了扩大。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为乾隆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在国家财政、社会供给关系的宏观层面以及手工业作坊的微观层面为陶瓷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3]。

“摊丁入亩”政策下耕地面积的扩大带来财政收入整体大规模的提升，人口增长劳动力增加又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促进了手工业及贸易的发展，市民阶级不断扩大。明代崇祯十年初刊的《天工开物》中就已记载景德镇陶瓷生产被细分为了七十多道工序，分工的明细化使得陶瓷业入门标准降低，以往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掌握的一整套制瓷工序在分工后，一道工序仅需几天便能上手，一个月便可熟练操作。人口的增加与市民阶级不断扩大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流入了陶瓷行业，陶瓷业整体从业者数量的增加为御窑厂匠人的选拔提供了数量基础。

（二）文化背景

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扩大带来的是艺术的世俗化，即更多的人民群众有条件在“耕读传家”思想下接受教育，接触绘画教学，也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画材，抑或是在完成满足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后有能力进行读书绘画等活动。文人阶级以及画师阶级数量的扩大在创作者的主观层面为御窑厂陶瓷匠人绘画水平及整体素质的提升提供了最坚实的助力，从绘画的角度上促进了乾隆御窑厂彩绘瓷整体绘画水平的提高。工序繁缛复杂，花纹装饰繁复华丽的乾隆粉彩瓷每一道工序甚至是每一类型纹样都是出自不同艺人之手，每一道工序均取各领域专精之艺。乾隆粉彩瓷体现了乾隆御窑厂从手工拉坯到烧制各道程序最高水平的制瓷技艺，是御窑厂巅峰制瓷技艺的结晶。这不仅要求国家支出大笔资金培养、雇佣陶瓷艺人，购买陶瓷原料，研究新的陶瓷工艺，在工艺水平上也对整体陶瓷行业起到了绝对的要求。唯有国家财政及手工业、陶瓷工艺水平双重发展才能诞生出最为精美绝伦的粉彩，才能做到精益求精。可以说整体工艺水平决定了乾隆粉彩瓷的上限，而国家财政支出以资本推动乾隆粉彩朝着这个上限无限接近。

（三）政治背景

随着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立，中央集权深化，我国封建王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帝王个人的主观意见对大小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大到国家军事及政策，小到宫廷吃穿用度。这使得雍正及乾隆皇帝个人的审美喜好肉眼可见地作用到了其日常所使用、观赏的陶瓷器物之上。帝王的个人喜好作用到宫廷陶瓷上最明显的现象就是雍正皇帝喜用单色釉瓷而乾隆热衷于华丽繁复彩绘瓷。清代御窑厂陶瓷生产制造的一大特征是各类陶瓷图案纹样都是由内务府在帝王本人意见指导下进行选择与确认，定稿后再交由御窑厂工匠进行生产制造，陶瓷质量的审查与最终完成情况则由督陶官负责[4]。

康熙时期，《景德镇观瓷窑歌》中记载：“近者守土少循良，官价取瓷例已久。十金便索百金瓷，交瓷稍缓遭杖……”，这说明康熙年间的陶瓷贸易仍旧存在弊端，甚至存在官员动用个人私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夺取优质陶瓷的情况。雍正帝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规整了原本较为宽松的政治政策，并派遣内务府大臣年希尧出任淮安关监，同时监理景德镇御窑厂宫廷用瓷烧造。清代陶瓷出口规模巨大，税收数额同样也不在少数，御窑厂宫廷用瓷所耗费资金同样惊人。“……烧成磁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动用江西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惟有稽查浮冒靡费以重钱粮，并严饬郎中臣赵元逐一遵照。”由于政治宽松造成的制瓷资金管理混乱使得国家财政资金管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年希尧在雍正皇帝的指令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化管理陶瓷烧造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得御窑厂的费用管理和制度管理有了一个较为稳定规范的管理模式，为后世御窑厂以及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御窑厂督陶官往往由皇帝本人亲自指派，同时兼任海关监督与窑务兼管一职，地位远超县令。乾隆四年御窑厂的制烧造开始进入黄金时期，这与时任督陶官的唐英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在唐英的领导下，《陶冶图编次》和御窑厂瓷器生产标准《则例章程》相继完成，这两本书籍的存在使得御窑厂的日常生产经营拥有了理论指导，并且由原先的粗放式管理步入到了规章化、制度化的管理轨道。

年希尧官任内务府总管，唐英官至内务府员外郎，两位负责监管御窑厂陶瓷烧造的官员地位都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皇帝本人甚至清王朝对御窑厂及景德镇陶瓷生产的重视。御窑厂所烧造之陶瓷，不仅满足宫廷的日常使用，还被用于一些特殊的仪式活动，《清宫档案》记载：“如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太监传旨，烧造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节用鹊桥仙渡、万寿节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

“内廷恭造式样”要求的提出，加深了宫廷与御窑厂的联系，规范了宫廷用瓷的生产与制造，而兼任内务府高官的督陶官作为宫廷与御窑厂的连接纽带同时也强化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器物的风格诞生[5]。

三 结语

在乾隆时期，我国的陶瓷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陶瓷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粉彩花鸟装饰，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众多艺术家的目光。乾隆时期瓷器上粉彩花鸟装饰风格形成及特点，是基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艺术因素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是各种条件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在乾隆时期，当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繁荣，都为粉彩花鸟装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当时各方面的艺术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就为乾隆时期瓷器上粉彩花鸟装饰风格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保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高度重视粉彩花鸟装饰风格在陶瓷艺术中发挥出的重要作用。乾隆粉彩花鸟作为清代典型粉彩艺术，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都是其他粉彩花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巅峰。乾隆粉彩花鸟将中国画、西洋画、雕塑以及其他工艺技巧融为一体，通过大胆创新的表现手法，在继承康雍粉彩花鸟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绘画的色彩和技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侧面反映了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等情况，对于现代学者及陶瓷艺人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及陶瓷艺术发展的内因外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宇. 花鸟题材在陶瓷艺术展现的美与乾隆年间粉彩花鸟作品探析[J]. 陶瓷,2020(11):49-51. 

[2]梁文静. 清宫廷花鸟画对乾隆粉彩花鸟画的影响[J]. 美术文献,2020(2):26-27.

[3]高璐璐.乾隆官窑粉彩瓷赏析——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品为例[J].文物天地,2023(02):26-28.

[4] 衡雨.故宫博物院馆藏清雍正粉彩瓷视觉图像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2(15):47-49.

[5]上野直明,王威.康熙乾隆盛世及其经济观点[J].上海经济研究,1984(08):52-54.